人口发展趋势是现代经济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从总量上来看，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变量。从结构上来看，不同年龄段的人具有不同的消费与生产特征。从具体行业来看，由于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需求组合明显不同，也使得部分产品的需求随着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中国生育参数的确定

生育行为是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意愿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观念改变而下降，但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会保持稳定。非意愿生育、子女性别偏好、以前所生子女伤残死亡的补偿性生育往往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提高；推迟生育时期的进度效应、原发性和继发性不孕的影响、为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放弃原定生育的竞争效应往往会压抑实际生育水平。

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经历了1980年代的较高水平、1990年代快速下降、2000年至今稳定在较低水平的三个阶段。1980年代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1990年代二者均呈现下降趋势，但生育水平下降速度快于生育意愿，于是出现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现象。调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3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4，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高于1.6。我们认为，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3是合乎实际的。中国生育率的发展趋势既没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计的那么乐观，也没有易富贤和苏剑（2014）预计的那么悲观。预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中性情景下将由2017年的1.63下降至2027年的1.44左右，然后缓慢上升至2080年的1.54。

中国的人口变化

由于育龄女性人数和生育率下降，我们预计中国出生人口数将持续减少。2019年将降至1400万人左右，2020年将降至1350万人左右。快则2022年，慢则203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出现负增长。15～64岁和25～44岁人口数持续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负向拖累，而25～44岁人口作为房地产和汽车等的购买主力，其人数下降也使得房地产和汽车需求进入了下降周期。老年抚养加速上升。在中等生育率情景下，将在2030年达到25%，较2010年增长一倍；2050年达到46%，2080年达到69%。适婚年龄男女青年单身数量均不断上升。同时，高于国际标准上限水平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使得中国适婚年龄男性人数较女性多数千万，男性面临着更大的择偶压力。

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投资机会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高科技产业受益于创新发展战略；消费需求数量减少，存量经济下行业龙头有望获益；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医疗保健行业迎来上升长周期；被动单身或将引发社会矛盾，单身经济与婚恋行业前景广阔。

风险提示：

高房价导致初婚年龄进一步推迟；成活成本抑制生育意愿；结婚生育激励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一、人口发展趋势是现代经济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一）人口总量与结构决定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

（二）人口变化导致行业周期性波动

二、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一）建国后中国经历了三次婴儿潮

（二）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三）中国育龄女性人数持续减少

（四）劳动力人口下降，中国进入人口红利后半期

（五）中国青少年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

三、人口预测原理与参数

（一）人口预测原理

（二）人口预测的参数

（三）中国人口预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别

四、中国生育参数的确定

（一）人口生育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

（二）中国的生育状况

（三）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四）许多国家都采取激励政策提高生育率

（五）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

五、中国的人口变化

（一）出生人口和青少年数持续减少

（二）最快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开始负增长

（三）15～64岁和25～44岁人口数持续减少

（四）老龄化加速到来

（五）单身男女数量上升

六、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投资机会

（一）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高科技产业受益于创新发展战略

（二）消费需求数量减少，存量经济下行业龙头有望获益

（三）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医疗保健行业迎来上升长周期

（四）被动单身或将引发社会矛盾，单身经济与婚恋行业前景广阔

风险提示

参考文献

人口研究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石。譬如，共同的人口因素导致房地产、住房互补品、汽车等消费需求上升，忽略人口因素就可能得出是房地产拉动了消费，而非房地产支出挤压消费。然而，由于生育率等参数设定不同，国内外对未来中国人口预测在人口峰值出现的具体时间、规模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存在较大差别。因而，在缺乏对生育率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人口预测，可能使得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速、消费结构变化产生严重误判。

本文根据生育率的发展规律，研究了中国生育率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2010～2050年的人口数量与结构进行了估计与预测，研判了中国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投资机会。

一、人口发展趋势是现代经济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人口发展趋势是现代经济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作为经济决策和行为的主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与结构特征对这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特征具有重大影响。

（一）人口总量与结构决定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

从总量上来看，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变量。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提出，人类的性本能决定人口以 几何级数增长，若不加以控制，每25年可增加一倍；因土地有限而导致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索罗模型则认为若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口增长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

从结构上来看，不同年龄段的人具有不同的消费与生产特征。年轻人消费力高但产出较少；中年人的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均处于较高水平；老年人消费和产出均较少，但对医疗保健、社区服务、营养食品的需求快速上升。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就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正如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带来了经济繁荣。当这一代人逐渐老去，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进入退休时期，经济增速就会随之回落。

（二）人口变化导致行业周期性波动

虽然相对于投资，消费需求的波动性较小。但是，从具体行业来看，由于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需求组合明显不同，也使得部分产品的需求随着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以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平均在26岁结婚，30岁左右有孩子，因而在26～33岁之间首次购房需求爆发，同时拉动家电、家具、汽车、装修、珠宝首饰等需求。在37～42岁时，孩子开始进入高中，因此催生了改善性购房需求（见图1）。根据美国地产经纪商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典型的首次住宅购房者年龄是31岁，而二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为41岁。

这也使得首次购房相对于出生指数存在31年的时滞，即婴儿潮一代的购房需求峰值在1987～1991年间达到。该峰值的来临也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储贷危机和房产价值小幅缩水。婴儿潮一代在1997～2001年进入二次购房需求的顶峰，并在度假房产需求和地产投机的推动下，导致了2000～2005年的房地产泡沫。

中国方面，徐建炜等（2012）以人口结构变化作为切入点对中国住房价格持续高涨现象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少年人口抚养比例的提高虽然会带来房价上涨，但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例增加带来的效应却恰好相反。就人口结构而言，2015年以后中国的房价将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条件，房价总体水平将逐渐走弱。杨华磊等（2015）通过对1960~2010年我国出生人数的分析,发现2001年左右，随着80后出生高峰步入婚配，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2014年左右,随着90后出生低谷一代步入婚配，住房需求逐年下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波动。李超等（2015）发现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居民的收入分配、人力资本状况以及人口抚养比对中国城市的住房需求具有深远影响。2015—2030年中国城市住房需求的总体走势将会呈现出“上升——平稳——下降”的“倒U型”特征。2025年以后，中国城市的住房需求将不再具备快速增加的条件。

二、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一）建国后中国经历了三次婴儿潮

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4年，国家鼓励生育，限制节育和人工流产。第二个阶段是1955～1977年，开始实施节制生育政策。第二个阶段是1978～2013年，1978年计划生育纳入宪法，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施。第四个阶段始于2014年，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陆续出台。

从出生人口数量来看，建国后中国经历了三波婴儿潮（出生人口连续高于2000万）。第一波诞生在1950～1957年，战后经济社会稳定使得出生人口增长，出生率维持在30‰以上，年均出生2121万。第二波诞生于1962～1975年，出生率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大幅反弹，仅1972～1975年出生率介于20‰～30‰之间，年均出生2628万。第三波诞生于1981～1997年，虽然出生率低于前两次婴儿潮，但依然维持在16‰以上。第二波婴儿潮带来的育龄人口高基数，使得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212万。

1998年之后，中国出生率不断下行。到2002年，出生率已经降至12.86‰。自此开始，中国出生人口维持在1500～1700万之间。2016年和2017年由于二孩政策，出生人口短暂上升至1786万和1723万。但是，到了2018年，出生率下降至10.94‰的历史低位，出生人口也跌至1523万，再次回到1500～1700万区间。出生率的下降也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2018年中国人口总量139538万，仅比2017年增加530万，增量人口创1962年以来新低。

（二）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生育率为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之间的比例，亦称育龄妇女生育率。因分析目的不同，生育率可分为一般生育率、分年龄生育率、孩次生育率、分年龄孩次生育率、标准化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累计生育率、终身生育率等类型。其中，总和生育率把所有年龄别生育率等权重相加，表示当年每个妇女15到49岁时生育孩子的总数，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大致相当于平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多少孩子。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开始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到1999年已经降至1.49。之后虽缓慢回升，到2017年也仅为1.63。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美国。分孩次生育情况看，三孩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一孩生育率持续走低。虽然二孩总和生育率在2017年由14.48‰大幅上升至24.36‰，总和生育率却仅由1.62升至1.63。

（三）中国育龄女性人数持续减少

中国育龄女性人数持续减少。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中国15～49岁的女性人数自2010年达到峰值3.79亿后开始持续减少。其中，生育率较高的20～34岁女性人数自2015年达到峰值1.60亿后快速下降，中性情景下在2025年将降至1.21亿。育龄女性减少叠加总和生育率下降，将使得中国出生人口快速减少。

（四）劳动力人口下降，中国进入人口红利后半期

劳动力人口下降，中国进入人口红利后半期。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自1982年以来，0～14岁人口占比不断下行，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不断提升，而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自2010年达到峰值74.5%后开始下行，2018年降至71.24%。从绝对数量来看，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3年开始减少。65岁以上人口自2011年加速上升，到2018年已经达到1.66亿。0～14岁人口在1982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行，1990～1999年有所企稳后再度下行，至2011年再次小幅反弹，2021年后或将再次下行。

（五）中国青少年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

中国青少年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由2017年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可以看出，虽然，中国总人口的男女性别比虽然仅为1.04。但是，分年龄结构来看， 60岁以上人口，女性多于男性，且年龄越大，男女比越小。40～59岁人口，男女比介于1.02～1.05之间。25～29、30～34、35～39岁人口，男性略多于女性，男女比分别为1.04、1.01和1.03。但是，24岁以下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各年龄组男女比均在1.1以上。随着这些年龄段的人口逐渐步入婚育阶段，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恐将引发社会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大挑战。

三、人口预测原理与参数

（一）人口预测原理

（1）在推算年份年初，将基准人口或推算人口乘以按年龄及性别划分的存活率而得出推算年份年终的生存人口。譬如，0岁人口由出生人口数乘以该年0岁存活概率；1～99中x岁人口数等于前一年（x-1）岁人口数乘以该年x岁人口存活概率；100岁及以上人口中数等于前一年99岁及以上人口数乘以该年99岁及以上人口存活概率。

（2）将育龄期内每一年龄的平均女性数目乘以推算所得年龄别生育率，得到出生数目。把出生总数按相关的出生时的性别比率划分男女出生数目，然后根据推算出的男女各自前向存活率，得出推算年份年终0岁男女的生存人口。

（3）将假定的人口净迁移加进推算年份年终的生存人口。

（二）人口预测的参数

人口预测的参数有基期人口、生育参数、死亡参数和人口迁移率。其中，生育参数是人口预测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各人口预测研究的主要差异来源。

1、基期人口

一般采用2010年或更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作为预测的基期人口。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常住人口共1339724852人。其中，《表3-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1332810869人，《附表1-1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的年龄构成》2300000人，难以确定常住地的人口数[2] 为4613983。参军的230万人口中，18岁以下为3021人，60岁及以上为1387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3021人为17岁，1387人为60岁。结合《表3-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和《附表1-1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的年龄构成》，同时，将4613983人依照表3-1的0～59岁人口各年龄、性别比例补充到各年龄组中。得到2010年0～100岁的男女人数。

2、生育参数

引入人口预测模型中的生育参数，一般包括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补偿性出生、出生性别比、生育模式。生育参数是人口预测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各人口预测研究的主要差异来源。譬如，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中性方案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从2016年的1.62逐渐上升至2100年的1.80；悲观方案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从1.46降至1.36；次悲观方案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在短期内降至1.51，然后缓慢升至1.53；次乐观方案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从1.75升至2.06；乐观方案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从1.81升至2.22。易富贤和苏剑（2014）中性方案假设2020～20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呈U字型，介于1.040～1.393之间；即使是乐观情况下，期间总和生育率也不高于1.6。由于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假设需要考虑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我们将在下文单独分析。

3、死亡参数

人口预测中的死亡参数包括年龄别死亡率和年龄别死亡概率两类。前者依据人口死亡的历史变化趋势，考虑人口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特征及其对人口死亡水平可能产生的影响，确定需要的死亡率参数。后者根据与预测人口相应的生命表中的死亡概率来估计人口死亡参数。获取准确的死亡率或死亡概率的最终目的，是将其转换为未来人口的生活率，从而形成建模因子。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升，居民接受更多教育且更加注重健康，预计所有年龄别死亡率将以递减的速率持续下降，且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死亡率。2011-2080年的男女预期寿命、死亡概率我们采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中的假设值。

4、人口迁移率

迁移率对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只有与被研究地域范围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行为对人口存在影响，被研究地域范围内部的人口迁移对人口无影响。因而，当被研究地域范围与境外的人口迁移量较小时，一般忽略不计。近年来，中国人口呈净迁出状态，但迁出最多的2007年也仅239.09万，仅占总人口数的0.18%，影响较小。我们采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中关于中国净迁移率的假设值。

（三）中国人口预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别

国内外对未来中国人口预测在人口峰值出现的具体时间、规模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存在较大差别。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2006）认为，继续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能稳定在1.8，总人口将在2015年超过14亿，2033年前后达到15亿。翟振武（2014）认为，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达到14.08亿的峰值，在2050年为12.8亿。易富贤和苏剑（2014）分五种方案对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中性情景下，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峰值出生规模也仅为2000万左右。总人口将在2023年达到14.0亿的峰值后负增长，到2080年降至8.95亿。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测中性情景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随后开始缓慢下降，2100年达到10.21亿。

人口预测产生分歧的原因方面，郭志刚（2011）认为，1990-2010年间的人口估计和预测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生育水平的严重高估，进而导致高估出生水平并低估人口老龄化。秦中春（2013）认为，现行人口统计数据集本身存在的误差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人口预测还涉及到政策调整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蔡昉等（2012）、翟振武等（2014）认为放开二孩政策将导致中国总和生育率大幅提升；易富贤和苏剑（2014）则认为，即使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也不高于1.6。

选择哪种假设条件下的人口预测作为基准情景进行宏观判断具有重大意义。以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为例，该预测包含了5种生育率和5中死亡率假设，生育率的确定对0～14岁、15～64岁人口数量均具有较大影响，死亡率的确定对65岁以上人口数量具有较大影响。

四、中国生育参数的确定

（一）人口生育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是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意愿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观念改变而下降，但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会保持稳定（侯佳伟等，2014）。Becker和Lewis（1973）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Becker等（2010）发现教育和生育率存在双向影响。Galor（2012）发现技术进步加速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导致生育率下降。Aaronson等（2014）发现孩子教育机会的改善使得妇女生育孩子可能性加大，而妇女自身获得更多教育则会推迟分娩，降低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

但是，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生育水平低于替代水平并非人们的生育意愿过低所致。生育意愿越低，达到意愿的可能性就越大，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距越小。

Morgan（2003）在就任美国人口学会会长的演说中，推荐了Bongaarts（2001,2002）的生育率模型（郭志刚，2008），即：

非意愿生育、子女性别偏好、以前所生子女伤残死亡的补偿性生育往往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提高；推迟生育时期的进度效应、原发性和继发性不孕的影响、为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放弃原定生育的竞争效应往往会压抑实际生育水平。其中，生育年龄的提高被认为是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的最主要因素（Bongaarts，2001）。由于绝大部分生育发生在婚姻之内，随着婚龄推迟，妇女具有生育能力的年限缩短，且生殖能力随着年龄提高而降低，甚至可能导致终生不育（杨菊华，2008；郭志刚和田思钰，2017）。

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经历了1980年代的较高水平、1990年代快速下降、2000年至今稳定在较低水平的三个阶段。1980年代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3人，19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2000～2011年下降为1.67人。与此同时，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1990年代二者均呈现下降趋势，但生育水平下降速度快于生育意愿，于是出现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现象（侯佳伟等，2014）。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3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贺丹等，2018）。易君健和易行健（2008）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发现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

（二）中国的生育状况

1、中国结婚登记数自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

2005年开始，中国的粗结婚率快速上升，在2013年达到9.92‰，之后降至2017年的7.7‰。粗离婚率则持续上升，自2002年的0.9‰升至2017年的3.2‰。与此同时，中国结婚登记数自2013年的1346.9万对见顶后持续回落至2017年的1063.1万对。

2、中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初育年龄明显上升

平均初婚年龄受多方面因素影响：(1)历史传统、风俗、国家法律政策；(2)经济发展程度，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程度。一般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平均初婚年龄较高；(3)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文化素质越高，由于初婚年龄较晚，平均初婚年龄也就较高。(4)妇女的就业程度。

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龄呈明显上升趋势。全国初婚年龄由2006年的23.6岁上升至2016年的26.3岁, 其中, 城镇从24.6岁升至26.9岁, 农村从22.8岁升至25.6岁。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从2006年的24.3岁升至2016年的26.9岁;由于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二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014年的29.2岁升至2016年的30.2岁;三孩平均生育年龄相对稳定。

3、初婚初育间隔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2006～2016年,初婚初育间隔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从2006年的1.6年缩小到2010年的1.5年, 2016年扩大为2.0年。一孩与二孩的生育间隔则从2006年的6.7年缩小到2010年的5.9年, 2011～2015年在5.5～5.7年之间小幅波动, 2016年扩大为6.0年。

4、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仍高于国际标准的上限水平

1982年“三普”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1990年“四普”为111.14，2000年“五普”为116.86，2004年创历史最高纪录121.18。其后的几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在120上下，2008年后连续小幅下降，2010年“六普”为117.94。“十二五”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在高位徘徊，2011年为117.78，2012年为117.70，2013年为117.60[3]。《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实施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持续下降，但是整体水平依然偏高。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9（以女性为100），仍高于国际标准的上限水平。

5、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

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分别为2.02和1.83个；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91和1.46个。 在不受任何外界条件影响下，11.4%的育龄妇女认为1个孩子最理想，80%认为2个最理想，7.9%认为3个及以上最理想，0.7%认为没有孩子最好。31.9%的育龄妇女打算生育1个孩子， 56.6%打算生育2个，9.3%打算生育3个及以上，2.2%不打算要孩子。在理想子女数为1孩的育龄妇女中，理想性别为女孩的比例高于男孩，分别为53.1%和40.4%，认为男孩女孩无所谓的占6.5%；在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育龄妇女中，92%认为“一男一女”最理想（贺丹等，2018）。

（三）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的人口普查存在出生人口数据漏报情况。采用的调整和估计方法不同，估计的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4，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高于1.6。

郭志刚（2011）以六普人口年龄结构为标准，模拟了过去20年中国人口进程及主要人口指标，发现201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4。易富贤和苏剑（2014）认为，根据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意愿、一孩生育率等来看，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2010年的生育率也仅为1.5～1.6，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生育率必然低于1.6；用千村生育率调查、公安户籍、小学招生数据修正的生育率数据依然存在水分，去除水分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左右。

翟振武等（2015）基于2015年户籍登记数据中5～7岁组人口数估计出2008～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63～1.66之间，平均水平大致为1.65。陈卫和张玲玲（2015）使用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间接估计了2005年以来的生育率，发现中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不低于1.5，很可能在1.6左右。侯亚杰和段成荣（2018）认为，由于低龄人口的漏报，中国人口出生数量、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水平这3个指标的估计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2005～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6～1.7之间。朱宝生和乔晓春（2019）根据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确定性函数关系，认为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8，2 013年末“单独二孩”和2015年末“全面二孩”政策使得2016年总和生育率升至1.648。

我们认为，根据人口生育的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制约很小，二胎政策放开之后，中国出生人口经历2016和2017年的短暂上升后再次回到1500～1700万区间即是证明。以2010年以前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标准，中国2008年HDI相当于韩国1989年，台湾1987年；以国际元为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相当于台湾1987年、韩国1989年水平。而韩国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56,台湾1987年总和生育率为1.70，中国2008年、201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和1.54。因而，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3是合乎实际的。

（四）许多国家都采取激励政策提高生育率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 低于1.5称为很低生育率, 低于1.3称为超低生育率（郭志刚，2010）。目前全世界共有85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低生育水平, 其中24个欧洲和东亚国家处于很低生育水平（茅倬彦等，2018）。低生育率诱致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有效缓解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不少国家出台了生育鼓励政策，主要有：

（1）以现金补贴、减税为主的经济激励政策

生育决策受家庭物质条件影响较大, 因此大多数国家都从提供现金补贴和降低税收两个维度来分担部分家庭孩子生育成本, 以减轻家庭培养孩子的经济压力, 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

（2）以产假、幼托服务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

生育决策还受家庭时间、精力等因素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在延长产假时间、提高产假补偿标准、父亲陪护产假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体系, 以立法形式对休假资格、时限、津贴等予以明确规制, 保障了女性分娩假、育儿假期以及父亲陪护和育儿假的有效实施, 减轻了母亲的精神负担和育儿压力。亚洲发达国家则更加注重构建公共幼托服务体系, 完善幼托服务政策制度和女性生育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

（3）塑造生育文化

部分国家通过生育文化建设激励生育。譬如，俄罗斯政府秉持生育光荣的理念,强调人口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性, 并向多子女的家庭授予“光荣父母勋章”, 对供养4个子女个子女以上的家庭由国家进行表彰, 甚至由俄罗斯总统为其授勋, 提升多生育女性的社会地位。泰国卫生部鼓励20至34岁适龄女性积极婚育, 并在每年情人节期间向结婚登记的新人赠送礼物, 介绍健康生育的相关知识（周慧和李放，2018）。

（4）为年轻人结婚生子创造条件

从人口学上讲有三种因素影响生育率, 即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婚姻行为 (有配偶率) 、夫妻生育行为。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是在过去人口变化过程中形成的, 属于结构性因素, 无法通过现行政策改变, 而婚姻行为和生育行为属于行为因素, 可以通过政策加以调节。受文化传统影响，西方国家中堕胎备受争议，有4成是非婚生子。而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婚姻生育的社会规范强烈，非婚生育的比例极低，使得结婚成为生子的重要前提。为此，日本、韩国等东亚邻近国家和地区通过物质支持和观念引导鼓励早婚应对少子化。物质方面，政府大力为青年创造工作岗位、优先给青年发放住房贷款及青年优先租赁房屋，甚至将租赁房屋优先权的受益对象从新婚夫妇扩大到准夫妇。观念方面，为单身男女提供相遇场所的“社区相亲”活动，鼓励年轻人相亲。

（五）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

联合国根据生育率向低生育率收敛的规律，用贝叶斯层次模型估计得到各个国家的中枢值（Raftery等，2014），然后使用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但是，鉴于东亚主要婚内生子的生育文化，这样的结果可能会高估东亚国家的生育率。譬如，《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中性情景假设其总和生育率由2016年的1.205降至2066年的1.166，而《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中性情景假设香港的总和生育率由2010～2015年的1.20升至2060～2065年的1.75；《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Japan (2017): 2016 to 2065》中性情景假设日本的总和生育率由2015年的1.45缓慢降至2024年的1.42，然后升至2035年的1.43和2065年的1.44，而《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中性情景假设日本的总和生育率由2010～2015年的1.41升至2060～2065年的1.74。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中性预测偏乐观。而世界银行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预测与联合国类似。因而，我们借鉴《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和《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Japan (2017): 2016 to 2065》中的方法，来确定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发展趋势。我们认为，中国生育率的发展趋势既没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计的那么乐观，也没有易富贤和苏剑（2014）预计的那么悲观。

（1）平均初婚初育年龄继续上升

香港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由1996年的26.9岁上升至2016年的29.4岁，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由1964年的26.3岁上升至2000年的28.6岁后维持相对稳定。台湾女性的，一孩平均初育年龄由1989年的25.2岁升至2009年的29.3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结束，而城市女性初婚生育年龄一般较晚，因而，我们预计中国平均初婚年龄将由2016年的26.3岁上升至2036年的28.8岁，一孩平均初育年龄由2016年的26.9岁上升至2036年的29.4岁，之后维持不变。

（2）独身女性情况增加

香港40至44岁年龄组别女性人口中未婚女性占比由1996年的8%上升至2016年的17%，日本超过50岁的独身女性占比由1964年的12.0%升至2000年的18.8%，然后维持相对稳定。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中国40至44岁年龄组别女性人口中未婚女性占比仅为0.75%。因而，我们预计中国独身女性占比将由2010年的0.75%均速升至2026年的18%，之后维持不变。

（3）低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高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上升

由于总和生育率是育龄妇女各年龄别生育率的等权重相加，而一般生育率是育龄妇女各年龄别生育率根据各年龄别妇女人口结构权重相加。仅仅依靠总和生育率难以准确估计出生人口，因而，我们还需要对育龄妇女各年龄别生育率进行具体设定。

鉴于中国平均初婚初育年龄继续上升，且中国二胎政策已经全部放开，我们预计低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高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上升。借鉴《2010年至2060年台湾人口推计》，我们假设预测期间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将由25～29岁延后至30～34岁，且30岁以上年龄组高、中及低生育率情景预测皆呈上升趋势；29岁以下年龄组则为低生育率情景继续下降，中、高生育率情景呈U型且低于2010年，但中生育率情景未来水平更低。

（4）出生性别比继续下降

出生性别比我们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中性情景假设，由2010～2015年的1.17升至2055～2060年的1.07，之后维持不变。

（5）及时出台政策鼓励结婚生育

东亚其他国家的生育调整政策不及时导致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中国已经认识到了人口问题的严峻性，放开了二胎，后续我们预期还将出台各种政策鼓励结婚生育。

由于生育鼓励政策效果的时滞，预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短期有所上升，然后呈U型走势。因而，我们采用《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Lower 95假设作为我们的低生育率假设，中位数假设作为我们的高生育率假设，二者的生育率均值作为中性情景假设。预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中性情景下将由2017年的1.63下降至2027年的1.44左右，然后缓慢上升至2080年的1.54。

五、中国的人口变化

（一）出生人口和青少年数持续减少

2016年和2017年由于二孩政策，出生人口短暂上升至1786万和1723万。2018年出生人口也跌至1523万，再次回到1500～1700万区间。由于育龄女性人数和生育率下降，我们预计中国出生人口数将持续减少。2019年将降至1450万人左右，2020年将降至1400万人左右，并将分别于2023年、2026年跌破1300万和1200万。出生人口的下降也使得中国青少年人口数持续减少。预计2033年将跌破2亿。

（二）最快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开始负增长

在中等生育率假设下，中国人口将于2024年达14239.07万人的峰值，并于2025年开始减少；按照低生育率假设，中国人口将于2021年达到14128.44万人的峰值，并于2022年开始减少；按照高生育率假设，中国人口将于2029达到14415.74万人的峰值，并与2030年开始减少。

（三）15～64岁和25～44岁人口数持续减少

中国15～64岁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减少。在中等生育率假设下，预计中国劳动力人口将于2080年降至5.05亿，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负向拖累。而25～44岁人口数量在2015年达到顶峰后也进入了下行轨道。25～44岁人口作为房地产和汽车等的购买主力，其人数下降也使得房地产和汽车需求进入了下降周期。

（四）老龄化加速到来

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主要由过去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决定，因而在三种生育率情景下，老年人数量基本相同。中国65岁人口将持续上升，直至2060年达到3.93亿，较2015年增长约2倍。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也加速上升。在中等生育率情景下，将在2030年达到25%，较2010年增长一倍；2050年达到46%，2080年达到69%。

（五）单身男女数量上升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极大降低了来自长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催婚压力,同时也释放了个人 “择偶”或“不择偶”的自由。观念变化加上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和生活节奏加快，使“主动”独居与“被动”独居概率同时增长，适婚年龄男女青年单身数量均不断上升。根据国家民政部统计， 全国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单身独居群体日益庞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比例高达2.47％，比10年前增加近两倍，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显著增多[4]。同时，高于国际标准上限水平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使得中国适婚年龄男性人数较女性多数千万，男性面临着更大的择偶压力。

六、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投资机会

（一）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高科技产业受益于创新发展战略

劳动力增长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外延式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负增长减少了劳动力投入，抚养比上升使得储蓄率下降、投资增速放缓，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极大。在要素数量受限时，唯有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为此，中国政府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重点之一就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创板也正按计划顺利推进。

随着中国创新能力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有望获得快速发展。

（二）消费需求数量减少，存量经济下行业龙头有望获益

未来中国无论是新生婴儿还是25～44岁人口数量均将持续下行，使得消费需求数量面临下行压力。在存量经济下，行业龙头有望获益。同时，消费总额随着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下降仍将持续上升，消费者需求将由数量驱动转向品质驱动。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并建立品牌和口碑的企业有望获得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青睐。

（三）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医疗保健行业迎来上升长周期

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责任人都是年轻一代，资金来源都是年轻一代的收入，实质上是收入的跨期配置和代际再分配。随着中国老年人口增加和老年抚养比上升，为了满足老人的需求，要么通过创新使得年轻一代收入快速提升，要么减少老年人福利水平，要么提高生育率或延迟退休降低老年抚养比。以此同时，老年人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较高，医疗保健行业迎来上升长周期。

（四）被动单身或将引发社会矛盾，单身经济与婚恋行业前景广阔

主动单身只会通过生育率影响经济增长，被动单身却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中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高房价和主要由男性负责婚姻家庭支出的传统观念使得单身男性主要集中在农村，单身女性主要位于城市。由于中国单身男性数量多于单身女性，其对家庭生活的需求无法获得满足，或将引发社会矛盾。

单身人群由于抚养压力较小，在憾失部分家庭生活乐趣的同时可以追求相对更高的生活品质，推动了单身经济的兴起。而单身人士数量的增加和对婚姻家庭生活的追求也使得婚恋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风险提示

高房价导致初婚年龄进一步推迟；成活成本抑制生育意愿；结婚生育激励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1] 见《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Japan (2017): 2016 to 2065》。

[2] 人口普查附录4《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中各省份人口与表1-1不同，因而将其中难以确定常住地的人口数由4649985调整为4613983。

[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1/c_127407556.htm。

[4] http://www.sohu.com/a/119012034_171986。

详见报告《中国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投资机会——人口系列深度报告》-201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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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宏观亮语，文/民生证券宏观解运亮、毛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