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流浪地球》里这句台词正好映射了当下地球开启的多灾多难的末日般的景象。

2020庚子鼠年已经更新至18%，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地球仿佛经历了错误的打开方式。

先从澳洲山火、武汉疫情、非洲蝗灾、土耳其地震、加拿大暴风雪、西班牙风暴、印尼洪水飓风、克什米尔雪崩等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发展到科比去世、湖南禽流感、美国袭击伊朗、俄罗斯政府集体辞职、美国超级流感、中国肺炎、尼日利亚不明疾病，巴西神秘病毒等等区域摩擦不断和疫情滚滚来袭，魔幻又艰辛的开局，一度让人觉得不真实。

这些可能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的情景，仿佛诉说着世界末日来临的样子。那么面对越来越动荡和不确定的世界，华夏长者代代相传的老话就是：“只有手中有粮，才能做到心中不慌；心中做到粮食有数，才能应对有度”。

庚子年，除了疫情之外可能还有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那就是粮食安全。因为科技无论怎么发展与进化，维持人类生存的水、空气和粮食是始终不变的，而且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极，若没有独立发达的农业作为基础，其他领域的优势地位也无从谈起，因为你的命脉是粮食。

当粮缸彻底见底时，大恐怖就降临了。1876年，我国南方各省出现了大暴雨，农作物损失惨重。同步，北方各省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即北旱南涝。随后又遭遇了蝗灾（历史上蝗灾每次出现，都是粮食大减产开始的自然界警示。本年度的非洲蝗灾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气候变暖，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南部非洲区域代理主任的说法，南部非洲的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山西的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开始靠吃树皮活命。

熬是熬不过去的，大灾大难发生的时候一般都具备时间的连续性，也有专家分析是地球的周期变化导致。但当时更多的人认为，熬过今年就会好的，没想到后面是连续二年更加恶劣的自然环境。1877年，也就是光绪三年，大饥荒正式拉开序幕。这一年，干旱依旧，华北各地依然大面积歉收，旱情没有丝毫缓解，但民间的储备粮已经彻底耗尽。人相食，再现！

据统计，这次清朝末年的大旱灾影响的居民人数在1.6亿到2亿之间，约占当时清朝当时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以上，其中山西500万人，而逃离灾区的灾民大约有2000万人。比灾难更可怕的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直接导致的就是......，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经这么评价丁戊奇荒：“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了。”

《丁戊奇荒》的发生，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引起，1875年的中国的气候悄悄发生了变化，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省的降雨突然减少，土地变的越来越干旱。

《美国气象学会公报》提交的研究报告发现 ：气候变暖大幅增加了极端天气的发生概率，以及各类不确定自然事件和特大疫情的发生。

举例来说，谷类作物在生长季对日间30°C的高温反应敏感，因此单产下降明显；其中玉米、大豆和小麦受高温、干旱影响最大。全世界范围看，近年来由于气温降水异常以及极端气候事件使得全球范围内粮食生产率明显下降。

据调查，气候变暖还可能引起一种被封存在永冻层中长达3万年的病毒迅速复活。参与研究的科学家提出警告：冻结在土壤中的未知病原体，可能会因气候变暖而再次苏醒。如今，这一警告的应验速度，斜率正在变大。全球变暖正在导致世界各地冰川缩小，并可能释放被冰封了数万年的微生物和病毒。

气候达到的临界点越多，意味着全球变暖的速度越快，越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以及生态失衡。大自然的报复，对于人类更是“毁天灭地”。

全球变暖的直接罪魁祸首就是人类，1900年地球人口才16亿，2020年地球人口已经达到60亿。人类对全球变暖，不能再佛系了。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潮下，俄罗斯的农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所有制方面。俄罗斯农业部门对原来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进行了改组，农业经济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营农工生产联合体、股份制农工生产联合体、私人农场、合作经营农业组织和小型家庭农场。苏联风格的集体农场，一去不复返。

俄罗斯政府围绕土地的一系列私有化操作直接导致国内农业生产的倒退。主要就是源于资本对于土地的过度索取和压榨，而各类农业投入屡创历史新低。据调查：1994年使用的有机肥只相当于1990年的29.4%，矿物肥只相当于后者的13%，灌溉和灌溉工程的技术改造工作量则是10%。同时，防止病虫害的工作也大大削弱。可以说土地改革后，苏联提高土壤肥力和土地灌溉的工程实际上已停止。

直接导致的就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减产，触发了全社会食品价格的暴涨。据统计，1994年9月，鱼、土豆价格上涨4000倍，牛奶上涨2019倍，白面包上涨1948倍，鸡蛋价格上涨最少也有861倍，而同时养老金只提高了312倍，最低工资提高293倍。

一方面是物价飞涨，一方面是严重的通胀造成商品的名义价格奇高无比。这个时候，他们逐渐才认识到在千头万绪的政务工作之中，农业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无论什么政府，如果不能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那它也就走到头了。

注：苏联解体后的悲惨生活，360图片

历史记载，2000-2003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种植结构调整等原因（历史何曾相似），我国粮食连年减产，至2003年时全年粮食产量仅8614亿斤，甚至比1990年产量还低300多亿斤；人均粮食产量减少到334公斤，比1979年还低2.5%。

主要原因就是主粮播种面积出现断崖下跌，其中2003年秋粮播种面积较2002年减少252万公顷至约6809万公顷，夏粮播种面积较2002年减少196万公顷至约3132万公顷。2003年秋粮较2002年减产约2332万吨，夏粮较2002年减产约304万吨。

其次原因就是自然灾害频发。据记载，2000-2001年已发生较大规模旱灾，叠加2003当年的洪涝灾害和非典疫情肆虐，但是当时的粮价和肉价并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甚至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但是非典疫情一结束，粮价和肉价就开始飞涨，市场因为粮食减产幅度加大的悲观情绪带动了涨价预期，粮食CPI同比增速从2003年开始启动一轮大幅上行，并点燃了国内经济全面的通货膨胀。

为了抑制过快的通货膨胀和面对新形势新问题，2004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当年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到2005年底，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免征农业税。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2600年的这个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当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782亿元。为了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中央财政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改革的支持力度，2000-2010年的10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5700多亿元。其次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2004-2005年国家先后出台了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2008年后最低收购价格逐年提高，并建立了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然后对农民实行生产补贴。先后建立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制度，2014年“四项补贴”规模达到1668亿元。最后实施农业政策性保险由试点到覆盖全国。至此，国家农业生产扶持政策已基本覆盖了大宗农产品。

据统计，临时储备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导致2004-2019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涨幅达到71.43%，中晚籼稻达到75%，粳稻达到73.33%。

2006-2020年我国白小麦最低收购价涨幅达到55.55%、红小麦和混合麦达到62.31%。2006-2010年，我国政府以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了市场上34.1%的小麦。

2008-2015年我国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涨幅达到31.58-35.14%，2008年后临储收购了80%以上的玉米。

2008-2013年我国大豆临时收储价格涨幅达到24.32%。

据统计，2004年开始我国农业政策导向发生重大变化，由高补贴带动高产量的目标实现，最后通过严控粮食价格的上行以平抑过快的通货膨胀。先后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标志着对于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作为一项政策与制度开始形成。自推行以来，粮食直补超过1598亿元，良种补贴超过1590亿元，农资综合补贴超过6600亿元，极大地降低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负担，尽可能地保障了种粮农民的收益。粮食播种面积也由2003年的14.9亿亩恢复到2019年的17.41亿亩,产量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13277亿斤,实现了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为经济平稳发展和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创造了我国粮食总产的历史最高峰值，初步实现了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不足。那就是我国粮食可调出省份，越来越不足。据统计，2003年全国有13个粮食调出省，2008年减少到8个，目前仅剩河南、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安徽5个省区。所以，每次国家遇见重大自然灾害和严重疫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从北大荒紧急调粮。

近年来我国稻谷减产幅度过大，主要就是早稻播种面积减少引起的双季稻种植面积逐年缩减。据统计，2019年全国稻谷产量20961万吨，比上年减少251.9万吨，比历史产量最高的2017年减产306.6万吨，为近5年最低水平。稻谷减产，主因是早稻减产，2019年早稻产量比上年减少232.5万吨。进入本世纪，2019年稻谷产量比1999年减少1112万吨，其中早稻减产1470万吨，而近5年早稻减产774.5万吨，减产幅度约等于广西一省早稻产量。

这次疫情就犹如一面镜子，充分折射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所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才会有“视情况提高最低收购价格和鼓励有条件地区恢复双季稻”的最高决议。

表1：2013-2019年我国主要地区早稻播种面积、单产、产量统计表

                                       单位：千公顷 万吨 公顷/公斤

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201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处于近6年最低水平，且比上年减少1462万亩的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达到66384万吨，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加594万吨，增长0.9%。这是科技实力和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但是随着2020年的到来，自然灾害频发和气候条件恶劣越来越突出，我国的粮食安全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据统计，2018年世界谷物减产，国际粮价迅速提升，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世界谷物产量下降为26.01亿吨，同比减少2.1%，而消费量增长为26.53亿吨，同比增长1.5%，供求形势由宽松转为趋紧。其实粮食作物的供需都很刚性，供不应求，一定暴涨；供过于求，一定暴跌，没有其它路径可走。目前全球仍有51个国家约1.24亿人受到急性粮食不安全的影响，同时世界各国抢占粮食市场话语权的竞争更加激烈，欧美等农业强国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正逐步加大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掌控，我国以国企和民企为两翼的农业生物战略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从2001年起，我国粮食进口由1950.4万吨（其中：谷物344.3万吨，大豆1393.9万吨），到2019年上升到10642.9万吨，（其中谷物1791.8万吨，同比减12.6%；大豆8851.1万吨，同比增0.5%），平均年递增率达到了9.89%，粮食进口总量已经充分说明我国已经转变为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粮食解决内部需求的国家。

自2014年开始，我国每年进口的粮食保持在1.1-1.3亿吨水平，占总需求量的17%之上，粮食安全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警戒线水平。中国粮食净进口已超亿吨，这样一个粮食消费水平，在世界上也属相当高的。每年要上亿吨的粮食进口来补充、调剂，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可变因素。而粮食进口国路径过于单一，这又为国家粮食安全埋下了另一个重大的隐患。

正如中国农科院王济民老师与笔者微信交流中所言：“关于粮食问题，我国跟世界存在如下关系。如果我国国内粮食供给充足，但是世界粮食供给发生不足，考虑到我国粮食和肉类的高进口总量，也会引发我国进口高价粮食和肉类的风险。如果我国粮食供给出现缺口，同步世界粮食供给也出现缺口，那么我国粮食和肉类的价格会有触发全面上涨的巨大潜在风险。目前我国粮食和肉类进口总量已经很高，大概相当于进口世界10亿亩耕地的粮食产品。且从还将快速增长的维度来看，会出现我国粮食供给一旦不足，世界粮食价格就会上涨；世界粮食价格如果上涨，我国粮食价格更会同步上涨的窘境。根据最近的相关预测, 如果我国没有重大的农业科技突破, 到2030年中国粮食的自给率将下降到85%以下, 粮棉油糖肉奶供需缺口都将显著扩大。

注：图片取自中国科学院刘爱民研究组

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明确指出：“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粮食生产要稳字当头，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20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保持基本稳定”。说明我国农业政策已经由供给侧改革开始转向，向求稳，求量转变。

2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不误农时切实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着重强调要分类细化农村疫情防控科学指导，引导支持从南到北抓紧做好春耕备耕，加强越冬作物田间管理。推动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农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建立农资点对点保供运输绿色通道。今年稻谷最低收购价保持稳定，视情可适当提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基于对于稻谷产量担忧未来会通过价格信号给予充分表述。

《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0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猪生产，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要确保本年度全国粮食产量在1.3万亿斤以上，提升优势产区玉米产能，保持玉米面积基本稳定；继续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支持推广大豆高产品种、玉米和大豆间作新农艺措施应用；积极发展优质专用稻谷小麦。农业主管部门的文件充分说明，玉米的种植结构调整已经基本结束；大豆振兴计划未来也不再追求面积的增长，而是要侧重于间作；稻谷与小麦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开展优质和专用品类的发展。

注：笔者截取自《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0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尤其对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出了明确的符合新时代发展的要求。2月19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健全国家储备体系，提升储备效能”主题会议，明确要深入调研论证，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品类，规模，结构，布局，补短板强弱项，提高效能，加快构建统一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